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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查處徐某虛假宣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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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2-26 09:10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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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徐某與重慶紅瑞頤家健康服務有限公司簽訂《供銷合同》確定合作關系,并于2018年3月底開始從事經營活動,以會銷方式銷售該公司統一提供的國肽牌膠原蛋白肽固體飲料。當事人在銷售該商品的過程中,通過現場宣講、PPT展示等形式,宣稱該產品能增強免疫力,并對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腦梗等疾病有治療作用,夸大膠原蛋白肽固體飲料產品的功能和作用,欺騙、誤導消費者。截至被查處時,當事人通過上述會銷方式共計銷售國肽牌膠原蛋白肽固體飲料64盒,獲得銷售收入40960元。
  重慶市開州區市場監管局認為,當事人的上述行為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的規定,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責令當事人停止違法行為,并處罰款30萬元。對老年人一一進行說服教育,避免了群體事件的發生。因此,市場監管部門與公安機關加強聯動、有效控制現場并開展有針對性的說服教育工作十分重要。
  三是涉案財物的控制。市場監管部門控制非法會銷涉案財物,掌握涉案資金流向,可以有效懲治不法經營者。需要注意的是,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僅賦予市場監管部門查封、扣押和對涉案經營者銀行賬戶查詢的權力,而沒有賦予凍結保全等強制措施,這就需要市場監管部門在辦案時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形成辦案合力。
  四是完整證據鏈的形成。市場監管部門需要克服執法手段缺乏的困難,聯合相關部門在現場收集相關證據并形成有效的證據鏈。需要注意的是,查辦此類案件需要善于做好參與“洗腦授課”的老年人和涉案人員的思想工作,若他們不愿配合辦案人員詢問或調查,就較難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五是違法主體的認定。徐某是重慶屬授權經銷商的區域管理及上下聯系需要,并無重慶紅瑞頤家公司提交的任職文件佐證。第三,岳某的法人授權委托書、個人工作證明及楊某的個人工作證明的公司印章經比對是其私自刻制,其在涉案產品會銷中的虛假宣傳行為系個人行為,并非重慶紅瑞頤家公司職務行為。第四,徐某向辦案機關遞交的情況說明表明:其在涉案產品會銷中的虛假宣傳行為系個人經營行為,與重慶紅瑞頤家公司無關。第五,在雙方簽訂的《供銷合同》中,第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約定“嚴禁乙方違背甲方規定的誠信經營原則,不得強賣、夸大或虛假宣傳、誤導銷售等,如因以上行為造成損失,由乙方承擔責任”。會銷場所內裝潢印有“不夸大、不誤導、實事求是”“食品保健品不能代替藥品”等內容,均表明重慶紅瑞頤家公司對徐某等授權經銷商宣傳方面的客觀要求及主觀態度。第六,對“公司一部”在開州區授權經銷商的調查表明,重慶紅瑞頤家公司提供給他以行政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當事人徐某的行為違反了《食品廣告發布暫行規定》第七條的規定,屬于發布違法食品廣告的行為,應當依據《食品廣告發布暫行規定》第十五條的規定對當事人予以行政處罰。
  第三種意見認為,當事人徐某的行為違反了《廣告法》第四條的規定,屬于發布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內容廣告的行為,應當依據《廣告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對當事人予以行政處罰。
  第四種意見認為,當事人徐某的行為違反了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一款的規定,屬于構成引人誤解虛假宣傳的行為,應當依據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對當事人予以行政處罰。
  辦案機關按照第四種意見對當事人徐某作出行政處罰。第二種意見與第三種意見未被采納的原因,在于對當事人徐某的虛假宣傳行為的定性不準確,分歧主要表現在虛假宣傳與虛假廣告的界定上,

辦案人員談體會——

找準難點“對癥下藥”協同聯動準確定性

  本案涉及參與人員較多,涉案金額較大,是去年以來重慶市查處的罰款金額最高的案件,并入選市場監管總局整治“保健”市場亂象百日行動典型案例。辦案機關通過查辦本案,為查辦同類非法會銷案件積累了經驗。

案件查辦難點
  一是核心證據的獲取。本案的核心證據是用于現場授課的電子數據,包括現場演示、宣講的音視頻資料,辦案人員想通過常規手段獲取非法會銷核心電子證據十分困難。在實際辦案中,辦案人員采用“化妝潛入”等方式,成功錄取現場授課“洗腦”的音視頻資料,并還原成文字和圖片,掌握了當事人違法的主要事實,為順利查辦本案奠定基礎。
  二是協同聯動機制的建立。執法人員在確定核心證據后,需要立即對會議營銷場所開展現場檢查。但由于現場聽課的老年人接受了不法經營者授課式宣傳,對辦案人員的執法不大理解,聽不進辦案人員的教育宣傳,甚至阻撓辦案人員開展執法工作。對此,重慶市開州區市場監管局聯合公安機關有效控制現場,并在現場紅瑞頤家健康服務有限公司的經銷商。辦案人員在認定本案違法主體上存在分歧。第一種意見認為,涉案虛假宣傳行為應認定為授權經銷商徐某的個人行為;第二種意見認為,涉案虛假宣傳行為應認定為重慶紅瑞頤家公司的行為;第三種意見認為,涉案虛假宣傳行為應認定為重慶紅瑞頤家公司和徐某的共同行為。
  本案經請示重慶市市場監管局相關處室意見,并進行綜合評議后,辦案機關采納了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將重慶紅瑞頤家公司作為違法主體予以追究的證據相對缺失,主要表現在七個方面。第一,聽證告知書送達后,重慶紅瑞頤家公司提出質疑,稱楊某、徐某等并非重慶紅瑞頤家公司工作人員,也未出具相關授權文書,與重慶紅瑞頤家公司只是供貨關系,徐某在會銷中的虛假宣傳行為與重慶紅瑞頤家公司無關。第二,楊某、岳某分別向辦案機關遞交的情況說明均表明:其在涉案產品會銷中的虛假宣傳行為系個人行為,與重慶紅瑞頤家公司無關。楊某的“公司四部經理”、岳某的“片區督導”稱謂出于所們的宣傳資料沒有虛假或引人誤解的內容,從側面反映了重慶紅瑞頤家公司對所屬授權經銷商宣傳方面的內在要求及主觀態度,同時也佐證了“公司四部”在開州區所屬授權經銷商的虛假宣傳行為系徐某個人行為。第七,辦案機關對重慶紅瑞頤家公司調查筆錄表明,楊某等與公司并沒有簽訂用工合同,沒有在重慶紅瑞頤家公司領取相應薪酬。

定性及法律適用
  嚴厲打擊非法會銷活動是回應群眾關切的現實需要,市場監管部門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回應大眾關切,對非法會銷嚴厲打擊,切實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市場監管部門準確把握虛假宣傳會銷的定性,對非法會銷實施精準打擊尤為關鍵。
  在對徐某實施行政處罰時,辦案人員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當事人徐某的行為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條的規定,屬于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宣傳的行為,應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對當事人予持此兩種意見的執法人員認為,互聯網廣告的內涵與傳統廣告定義與內涵有很大不同,新《廣告法》對商業廣告的界定由付費特征向營銷特征轉變,隱含著對廣告去中介化的認可。因此,廣告不應拘泥于付費、大眾媒介、廣而告之、第三方廣告主體參與等條件,應該重新定義。基于此,徐某在會銷場所進行“播放視頻、PPT資料演示”等商業宣傳符合商業廣告的構成要件,包括以營銷為目的,指向特定的產品、服務或品牌,以一定的媒介和形式傳播,應按照《廣告法》的相關規定作出處罰。但是,如果執法人員這樣適用法律,有對法條進行擴大解釋之嫌,且沒有明確的廣告發布實體,故此意見未被采納。
  第一種意見與第四種意見實質上是涉及法條競合的問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條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一款都對虛假宣傳行為作出明確規定,并明確了相應的法律責任,按照新法優于舊法原則,應當適用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相關規定,對當事人作出處罰。

□重慶市開州區市場監督管理局 徐 前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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